汶川十年·高端访谈 ① | 单霁翔：心急如焚，只为这件事！
单霁翔，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地震发生后，曾30多次前往灾区，直接参与指挥协调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行动，积极争取救灾资金，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多个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提案，为灾后文物抢救保护做出巨大贡献。
在很多四川文物人的眼里，单霁翔是绝对的实干派领导。一双黑色粗布鞋，成为他给灾区文物人最深刻的印象。从2008年5月19日起，单霁翔就穿着一双黑色粗布鞋在灾区马不停蹄考察灾情。完全垮塌的都江堰二王庙，他是在当地文物部门之外第一个进去的领导；同样损毁严重的绵阳窦团山云岩寺，他眉头紧锁、脚步匆匆，在崎岖山路上可以把年轻人也甩在后面……地震中十多次和单霁翔见面的都江堰文物局工作人员回忆，“他到灾区基本都穿布鞋。只有下雨的时候会换，替代的是同样方便走路的运动鞋。”
正是深入到文物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对受损文化遗产的了如指掌，对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心急如焚，才有了单霁翔在全国政协会上对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多个提案。才有灾后文物保护资金的尽快落实，才有了萝卜寨等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优秀案例。
弹指十年。已转战故宫博物院的单霁翔依然挤出了5晚的时间，梳理出2万多字的《抗震救灾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回顾》。
他的干劲正如文中所言：抗震救灾中体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现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凝聚力，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诠释。
点击下图看视频，回顾单霁翔的“地震回忆录”↓↓↓
现全文刊发如下：
单霁翔/文
一晃，已经过了10年。
今年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十年，今日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那些人、那些事，永存心中，有感动、有思念，而更珍贵的记忆是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非凡历程，那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英勇壮举，可歌可泣；
那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感人肺腑；
那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人文精神，催人奋进。当年能够亲身参与这一过程，使我深受教育。
1
令人难忘的灾区之行
单霁翔2008年6月25日在北川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大地在颤动，不幸的消息很快传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这是数十年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震灾波及重庆、陕西、甘肃等多个省市，就连在北京也有震感。
对于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我来说，深知在人口密集地区发生特大地震的后果，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所难免，同样令人牵挂的是，灾区文物人的安全、文化遗产的安全、众多博物馆藏品的安全。
于是，我们立即停止了正在召开的会议，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及时与地震灾区文物部门取得联系。当年手机网络不发达，震后电话网络又格外繁忙，经过数小时努力，终于接通了灾区各地文物部门，初步了解到文物系统人员和文化遗产状况。
当天晚上发出“国家文物局关于做好震后文物保护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文物系统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全力以赴投入抗震救灾，采取必要紧急措施，坚决打好这场文化遗产保护硬仗。第二天一早，国家文物局紧急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和专家通报会，就支持地震灾区进行研究部署。
2008年5月19日是令人难忘的一天。
这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7天，也是“国家哀悼日”的当天，我们一行6人组成国家文物局工作组赶赴四川灾区。在飞机上乘客们一起静立默哀，向遇难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抵达成都双流机场一下飞机，就直赴地震重灾区都江堰。
伴随着不断发生的余震，我们踏查了最令人担忧的都江堰鱼嘴，考察了遍地散落古建筑构建的二王庙、伏龙观，观察了倾斜、开裂的奎光塔，走进岌岌可危的文物库房，详细查看文物藏品的受灾情况，听取当地文物系统对灾情的初步评估，向在地震中失去亲人仍坚守岗位、为抢救文物负伤的同事们表示慰问。
都江堰鱼嘴（2008年5月19日）
暮色中，我们与都江堰文物工作者们深情拥抱告别。
在调研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在地震发生后涌现出的感人事迹。
高泽友馆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馆长，本人就是羌族同胞。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馆内人员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带，全馆人员无一伤亡。当时，他在北川中学读高三的女儿和80岁的老母亲尚下落不明、妻子也生死未卜，他不顾家人安危，与同事们一道从废墟中救出了六位幸存者。在失去了妻子等五位亲人之后，他强忍悲痛，继续领导全馆人员清点北川县的文物损失情况，冒着频繁的余震威胁，深入北川重灾区，征集地震典型珍贵实物300余件，期间自己多处受伤。
当天晚上，我们一行调研都江堰受损情况后回到成都，从广播中听到“5月19日—20日汶川震区发生6至7级余震可能性较大”的消息，播音员反复播放“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永远在一起”。一时间，成都市民纷纷离开住宅，向安全地带撤离，开始在露天场地搭建防震棚避难。于是，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博物馆等文物单位和博物馆，第一时间自觉打开大门，开放所管理的空地和广场，为市民提供紧急避难场所，并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需求。
我们看到仅金沙遗址博物馆当晚就接待安置了约2万多位受灾民众。此时，在夜色中目睹金沙遗址博物馆园区内，避震的成千上万成都市民，得以安坐安睡，感受到民众是如此地亲近他们脚下这块积淀着3000年古老文明的土地，博物馆是如此地被民众发自内心地需要。在寒冷而悲伤的黑夜，金沙遗址给生命以护佑，给心灵以温暖，给生活以光亮，人们也因此重新认识了金沙遗址，感受到公共文化机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想今日每一座博物馆都应该努力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片文化绿洲。
当晚，按计划我们继续考察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监控录像中看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员工在突发震灾面前，首先有序疏散观众，本来身处室外的员工也疾步返回馆内参与疏导。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座谈中了解到，震后第二天，院里组成工作小组，分赴都江堰、绵阳、德阳，以及安县、江油、青川、汉源等震中区域，送去急需救灾物资，并指导基层文物抢救保护。深夜，我们入住成都武侯祠下榻处，丢下行李，立即在会议室开会，总结考察内容，安排今后几日的调研项目。这就是在地震灾区紧张忙碌的一天，感受令人难忘。
从5月19日至24日，我们先后在四川、重庆、陕西、甘肃等地震灾区进行地震灾害调查，分别召开抗震救灾现场会。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地震过程中，几个省的文物建筑和博物馆藏品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是，也看到原本最令人担心的几处世界文化遗产和重要文物古迹，例如四川都江堰古代水利工程、重庆大足石刻、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甘肃麦积山石窟等，均没有严重受损。同时了解到距离地震灾区较远一些的世界最高的古代木结构建筑山西应县木塔安然无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在调研中，同样感到欣慰的是，四川绵阳市博物馆文物中心库房在地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4年起，国家文物局在四川绵阳市博物馆等11个省的12个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达标建设试点，并探索区域文物藏品集中保管新机制。2007年5月，在绵阳博物馆建成了具有高抗震性能的区域性文物中心库房，集中保管全市5000余件国有馆藏珍贵文物和2万余件一般文物，没想到在仅仅一年以后就发挥出应有作用。在此次地震中，只有1件珍贵文物和1件一般文物损坏，包括北川、平武、安县、江油等地震极重灾区的所有珍贵文物都得到平安保管，这是地震灾难不幸中的万幸，也是一个奇迹。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在南北地震带上的龙门山构造带中央断裂带。在现场我们看到，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古建筑群遭到严重破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油云岩寺、彭州领报修院、桃坪羌寨、甘堡藏寨等受损严重；通高31.1米的盐亭笔塔，地震后仅余两层约8米遗存；28米的安县文星塔震后仅剩6米残高；建于元代的德阳龙护舍利塔整个塔身开裂，倾覆危险显著增加；相当一批藏羌传统民居建筑严重损毁，村寨内瓦砾遍地。这是四川文化遗产遭到的最大一次劫难，损毁状况惨烈，令人触目惊心。
震后江油云岩寺
地震灾区文物博物馆设施也受到严重破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部分正在整理的文物标本受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基地部分陶器受损；古蜀船棺遗址附近一座大楼开裂，对文物安全构成威胁；北川县羌族博物馆、汉源县文物管理所等全部倒塌，馆藏文物被废墟掩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库房有9件陶器出现裂碎，1件三彩器从陈列架上跌落受损；甘肃省礼县考古工地有7件陶器受损。同时看到震区文物部门在地震发生后，有效开展文物抢救和自救工作，例如都江堰市文物局第一时间迅速将文物从六层文物库房转移至一层安全区域。
在几个省的抗震救灾现场会上，均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一是要加强抗震救灾的组织领导和现场指挥，明确工作责任，制订应急预案，加强安全检查，特别是要加强重点部位的检查力度。二是要加强对文物本体的监测，严密注意震情通报，评估地震灾害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博物馆建筑等的影响，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保护和防范措施。三是各地博物馆和开放的文物机构应制订震后保障文物和人员安全的应急预案，完善相关处理机制，组织人员及时清除室内外障碍物，确保参观线路的安全和通畅。
同时，要求应高度重视文物维修工程和考古发掘工地的人员和文物安全，并制订防震预案。受地震波及地区的文物部门，应暂停正在进行中的施工或考古工作，并加强看护，对已经发掘暴露的遗迹应采取妥善的加固保护措施，已出土文物应移至安全的库房集中保管。对放置在展厅和库房内的易受地震影响的馆藏文物要采取特别的加固保护措施。要加强对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教育，加强抗震防震设施建设，加强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巡查、值班，及时发现险情，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排除安全隐患。
鉴于当时灾区天气，需要立即对在地震中受损特别严重、结构存在安全隐患的文物建筑本体，采取临时性应急支护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和次生灾害发生。同时，在受损的文物保护单位周边，设置警戒线和说明牌，划定现场保护范围，并派专人看护，防止因文物建筑垮塌或构件掉落，对周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新的威胁。同时，要认真做好文物受灾现场原址清理、散落构件收集保管和相关资料收录整理。文物受灾现场清理工作，应在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做好现场记录，为下一步维修保护工作留下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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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最紧迫的工作来抓
单霁翔一行震后在伏龙观、二王庙考察
就在灾后文化遗产抢救行动全面展开的关键时刻，2008年6月8日，国务院第526号令，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条例中有7处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将文物的保护修复、地震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等纳入到调查评估、恢复重建规划以及实施等整个灾后恢复重建的全过程。用法律保障灾后文物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有序、更加规范。文化遗产保护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任务，被纳入重建规划，充分表明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视，为做好灾后文物保护工作树立了强大的信心。同时，第一笔总理预备费3000万元及时下达到重灾区用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
地震发生后，国家文物局及震区各省市文物行政部门均紧急部署救灾工作。四川省文物局立即成立了“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领导小组”，负责灾后抢救保护工程的组织协调。同时，国家文物局积极协调，成立了由省内外文物保护专家组成的“四川汶川地震灾后文物抢救维修保护工程专家组”，负责文物抢救维修保护规划、方案技术指导、灾后损失评估，以及规划方案评审、工程预算审核等。其中古建筑维修、文物保护、岩土工程等相关专业的专家，赶赴各地受灾现场进行实地考察评估，提出检查报告、采取应急措施，并对灾后文物抢救维修保护提出指导性意见。
2008年6月30日，距“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不到50天，在都江堰市举行了“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古建筑群抢救保护工程”开工仪式。
全国一流的文物保护工程队伍在第一时间汇集到都江堰。作为地震灾后启动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都江堰古建筑群的抢救修复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尽快修复都江堰二王庙、伏龙观古建筑群，对于恢复城市功能，促进都江堰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振奋灾区民众重建家园的信心，支撑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均具有积极意义。
都江堰是两千年前的水利工程，今天仍然发挥着无坝引水、分洪减灾、排泄沙石的作用，造福当地百姓，都江堰市也因文化遗产而兴盛。千年一遇的强震后，都江堰鱼嘴只是出现一点裂纹，古代水利工程完好无损。但是都江堰古建筑群严重受损，二王庙古建筑中戏楼、厢房、52级梯步、照壁、三官殿、观澜亭、疏江亭、前山门等建筑和围墙全部垮塌；伏龙观所有古建筑的屋脊、屋面瓦全部损坏，木结构断裂，建筑严重倾斜，大部分古建筑已成危房。我们心情沉重地行走在满目疮痍的都江堰古建筑群中，下决心要倾力恢复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的无限魅力。
在灾难发生不到60天内，我们迅速组织完成了100多万字的损失调查、抢救规划、技术报告、设计方案的编制、评审和上报，这对指导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文物抢救保护修复专项规划》被国家发改委推荐为部门专项规划的参考范本。根据调查统计，“5.12”汶川特大地震共造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西、湖北等7省市2处世界文化遗产、14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1000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大量的文物保护点受到不同程度损害，152处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文物库房等遭到破坏，包括420件珍贵文物在内的4100多件馆藏文物受损。
2009年2月14日在成都召开了“四川省灾后文物抢救保护座谈会”，对下一步抢救保护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在已经完成6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抢救保护方案的基础上，继续抓好文物抢险修缮项目库储备工作。优先实施受灾严重的项目，优先实施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优先实施能够改善民众生产生活的项目，特别是重点抓好已经开工的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力争早日完成都江堰二王庙和伏龙观、江油云岩寺、领报修院、平武报恩寺、藏羌碉楼和村寨等受损严重的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
这次会议发出号召，全国文物系统要将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当做最紧迫的工作来抓，按照轻重缓急，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待灾后文物抢救保护专项资金到位后，立即组织全国文物系统开展抢救保护工程大会战。同时，抓好“地震文物”征集、馆藏文物保护修复和极重灾区博物馆新馆建设等工作，并在总结绵阳博物馆中心库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地区中心文物库房建设，确保馆藏文物安全。这一阶段，灾后文物抢救保护面临两个亟需解决的难题，即灾后文物抢救保护资金落实问题和地震遗址和遗迹保护问题。
第一个难题，是灾后文物抢救保护资金落实问题。根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作为“国家灾后重建规划组”的成员单位，国家文物局决定成立“抗震救灾应急保障协调小组”和“灾后文物重建规划协调小组”，统筹部署文物系统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组织、协调受灾地区文物博物馆恢复重建。为了使上级部门及广大民众及时了解和关注受灾情况，国家文物局先后上报了6期文物要情，发布了25期抗震救灾通报。同时，积极与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沟通，对灾后文物抢救保护工作提出了资金总额、来源和资金分担方式的建议，进行了项目评估和经费预算，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
但是，截止2009年初，四川地震灾区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仍然仅靠3000万的应急资金支撑。由于缺少必要的文物保护资金，几个月来，已开工的项目经费由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进行垫资。如果文物抢救保护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不仅会严重影响已经开工项目的正常进行，而且还会影响灾后抢救保护工程的整体进展。为此，我联合了42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尽快落实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资金的提案》，建议国家财政部门尽快落实“5.12”汶川大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专项经费，并及时根据工程进度加以安排，以保证文物抢救保护顺利进行。
第二个难题，是地震遗址和遗迹保护问题。记录人类灾难史意义深远，一些地震遗址应该给予保护。修复损毁文物时，可适当保留一些地震痕迹，这是灾难的记录，也是为后人研究留下资料。对一些不适合人类居住、被地震摧毁的地方，在符合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建立地震遗址公园。这项工作应该及早提出来，希望对此进行研究论证、提出方案。这是我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一周后，召开的四川省抗震救灾现场会上提出的建议，也是后来我们着力推进建设地震遗址博物馆的开始。
此后，国家文物局、中国地震局、四川省政府共同成立了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和地震遗址博物馆建设规划协调小组和专家工作组，并于2008年7月提交了《5·12汶川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及地震博物馆规划建设方案》，以典型性、代表性、民族性、科学价值、纪念意义和综合效益为选址原则，建议对北川老县城、汶川县映秀镇、绵竹市东汽汉旺厂区和都江堰市虹口深溪沟等4处典型地震遗址、遗迹进行保护。其中北川老县城处于此次大地震的震中，伤亡与损失巨大。在灾后被确定为实施异地重建，考虑到地震及次生灾害遗迹种类，以及突出事件集中等特点，拟将北川老县城作为地震遗址实施整体保护，并在北川建立地震遗址博物馆等纪念设施。
震后北川老县城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曾经发生过难以计数的地震灾难。但是地震灾难过后能够及时对灾害遗址、遗迹进行完整保护的还鲜有先例。因此，“5·12”汶川特大地震遗址、遗迹的系列保护，是对全人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应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进行地震遗址、遗迹的保护和管理，尽可能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对配套的服务设施、陈列设施、纪念设施的规模和体量予以严格限制，在展示方式上采取多种形式，突出各类遗迹、遗物特征，增强公众与展示内容之间的互动性，使观众能在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体验，使人们在参观过程中，受到深刻和真实的地震科普教育。
由于规划选定的地震遗址、遗迹区域位于龙门山脉边缘，地质地貌复杂，年温差大、雨量充沛。经过大地震破坏，该区域地质结构松散，经常发生山体滑坡、植被破坏严重。特别是2008年9月24日，北川暴雨引发大规模泥石流，把北川地震遗址中的老城区部分淹没，使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虽然《5.12汶川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及地震博物馆规划建设方案》明确了选定的地震遗址、遗迹及经费需求情况，由四川省政府上报有关部门，但是迟迟未得到批复，影响了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此，2009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加快汶川大地震遗址保护和地震遗址博物馆建设的提案》，建议根据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尽快明确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充分发挥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和博物馆建设专家工作组的作用，开展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研究，加强多学科交叉、技术集成的联合攻关，尽快形成科学技术对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和地震遗址博物馆建设的全面支撑。并建议尽快开展相关方案的审查批复工作，落实实施经费，使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及地震博物馆规划建设工作尽早全面展开。
“5.12”汶川特大地震遗址、遗迹应能够反映地震及其次生灾害所表现的巨大破坏力；能够体现人类面对地震灾害所呈现出的崇高境界和民族精神；能够表现出在伟大的抗震救灾过程中尊重生命、人文关怀的文化价值；能够警示尊重自然规律、居安思危，树立防灾减灾意识的重要性；能够发挥学术研究功能，为地震学、地质学、建筑学以及防灾减灾等学科研究提供实物例证。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遗址、遗物、人物、事件，乃至灾难发生地整体背景环境等加以阐述与展示，体现中国人民“废墟中重生，磨砺中崛起”的顽强精神，发挥记录、见证、展示、悼念、激励、反思、警示、教育、科研和科普等多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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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四川是文物大省，拥有不可移动文物近3万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8处，数量名列全国第五。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中成都、绵阳、阿坝、德阳等地区共39个市、县的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造成全省1071处文物保护单位受损。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74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14处。此外，共有83处博物馆、纪念馆、文物管理所、考古研究所的文物库房和业务用房与设施受损，受损建筑面积12.2万平方米，以及3167件（套）馆藏文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2008年6月20日，国家文物局召开“全国文物系统支援地震灾区文物抢救保护工作会议”。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讲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口支援灾区的指示精神，急灾区之所急、想灾区之所想、援灾区之所需，解灾区之所难，紧急组织动员，将对口支援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切实抓出实效。湖北、山东、浙江、河南、故宫博物院等省区及单位主动与受灾地区，或本省对口支援工作统管部门联系，已经初步确定了对口支援的项目。
同时，受灾省份尽量为对口支援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摸清灾区文物博物馆实际受损情况，及时与当地政府沟通，根据灾后重建规划，区分轻重缓急，明确需要援助的项目，并纳入本省受援项目计划。对于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提出的援助意愿，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做好接受国外援助的项目储备工作。对于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重点项目，国家文物局统一组织力量做好抢救保护工作。这次会议具体明确了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是明确将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当做头等大事来抓。文化遗产与当今社会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密切，被视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战略资源。保护文化遗产，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文化遗产保护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任务，被纳入国家重建规划，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履行国际公约、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决心与力量。灾后文化遗产保护，是满足灾区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情感需求，鼓舞重建家园信心的重要措施，是共同守护精神家园、传承中华文明的一次全民动员。
二是明确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指导原则。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要在国务院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以及受灾省区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坚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分步实施的原则，做到质量与效率、眼前与长远的协调统一。要充分尊重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科学规律，要考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认真吸取此次灾区文物保护的经验教训，确保工程质量，提高防震、抗震要求。
三是明确受灾地区文物部门的工作重点。受灾地区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认真编制《灾后文物抢救保护修复规划》，及时上报所在省政府，纳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同时要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文物受灾情况评估参考标准，组织全面评估、掌握文物受损情况，提出保护抢救项目，并督促受灾市县政府将灾后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重建规划。同时，灾区的文物行政部门应配合其它相关部门做好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地震遗址、遗迹的认定及范围划定工作，收集各类具有纪念意义的资料和实物。
四是明确文物受灾现场保护措施。受灾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要在受损文物周边划定现场保护范围，防止文物建筑构件遗失，避免因文物建筑垮塌或构件掉落威胁人生安全；对受损特别严重，结构存在安全隐患的文物建筑或石窟寺石刻等，应立即采取临时性支护措施。做好文物受灾现场原址清理、散落构件收集、保管和相关资料的收录、整理工作；尽快开展勘察设计，确定抢救保护项目，编制工程技术方案；对于险情极其严重的文物建筑，要按照抢救第一的原则，抓紧组织实施排险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和文物安全。
五是明确博物馆文物保护措施。受灾地区博物馆要将展厅和文物库房安全工作，纳入地震灾区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工作的总体部署；要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昼夜看护，做好余震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对易损文物要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协调，对因受灾而不具备保管条件或受次生灾害威胁的馆藏文物，要及时转移安置到安全区域的文物库房，同时做好登记工作，重点加强地区中心文物库房建设，完善馆藏文物保管标准，确保博物馆文物藏品安全。
对口支援地震灾区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工作，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也是重建家园，工作成果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各地文物部门以及博物馆和具有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资质的单位、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根据自身条件，积极与受灾省份相应文物行政部门联系，从落实项目，落实承担队伍，落实项目负责人，落实技术，落实经费等方面入手，与支援项目所在地形成良好对接协作机制，明确灾区重建对口支援任务，确保对口支援工作落到实处。
同时，全国文物系统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向灾区民众捐款捐物，伸出援助之手。团结是全国文物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团结就是力量。12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以及部分文物系统科研机构发出倡议，向灾区文物单位开展科技援助；首批83家国家一级博物馆集体倡议，帮助灾区博物馆修复文物、恢复展览，确保博物馆尽快开馆；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和文物博物馆单位也纷纷打来电话，表示全力支持国家文物局的安排，做好文化遗产抗震救灾和支援灾区工作。
中国的抗震救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UNESCO世界遗产中心和世界遗产委员会、ICOMOS、ICCROM、ICOM等相关国际组织，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积极提供相关支持和帮助。中国代表出席文化遗产相关国际会议时，专题介绍四川地震受损情况，以及中国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国际社会对我国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四川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应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全世界的同行也应该积极向中国学习”。其中都江堰伏龙观抢救修复工程，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2010年度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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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重建民族精神家园
文化遗产与当今社会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密切，被视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战略资源，是保持民族特色，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文物是祖先留下的物质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灾后文化遗产保护，既是重建物质家园，也是重建精神家园，是传承中华文明的一次全民动员。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需要文物工作者和文物管理部门“守土有责”，更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配合。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尊重灾区文化需求、保障灾区4000万同胞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
2008年6月14日，是中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主题是“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表明文化遗产事业必须是亿万民众的共同事业。文化遗产植根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与当地居民有着天然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这种联系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当地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尊重文化遗产与当地民众的情感联系、鼓舞重建家园信心的重要举措，是尊重灾区民众在抗震救灾中无私奉献保护文物的重要举措。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四川省文物部门在全国文物系统的全力支持下，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抢救保护了一批不可移动文物，随后对地震重灾区每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的受损情况进行认真调查。在灾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编制完成了《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害文物损失评估报告》、《四川省“5.12”特大地震灾后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抢救保护修复经费需求估算报告》、《四川省文物抢救保护修复规划大纲》，以及《地震遗址博物馆项目建议书》，《5.12地震遗址博物馆研究报告》。甘肃省也完成了《甘肃省灾后恢复重建文物保护专项规划》。
同时，在文物抢救维修保护工程专家组的帮助下，编制了《四川灾后文物抢救维修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四川灾后文物抢救维修保护工程经费管理规定》，这些对于依法合规开展抢救保护工程，规范专项经费使用管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继都江堰古建筑群抢救保护工程开工后，羌族碉楼与村寨、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剑阁觉苑寺、广元明月峡古栈道，以及平武报恩寺、江油云岩寺、绵阳平阳府君阙、杜甫草堂、武侯祠、德阳文庙、梓潼七曲山大庙、青城山古建筑群、都江堰奎光塔、江油李白故里、什邡慧剑寺、阆中巴巴寺、宝兴邓池沟天主教堂等3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相继启动抢救保护。
国家文物局、四川省文物局编制的《文物抢救保护修复专项规划》被纳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之中。其中列入的不可移动文物抢救保护项目有153项，可移动文物修复有2731件（套），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加固、修缮、重建项目45项，中心库房建设项目3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3项，以上项目总资金概算为30.8989亿元。规划中明确文物保护抢救恢复重建资金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做好了文物抢救保护开工前的项目储备工作。
2011年5月，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之际，举办了“汶川地震灾后文化文物恢复重建成果展”，回顾地震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的专家、文物工作者和志愿者克服震后自然条件恶劣、工程技术难度大等不利因素，持续努力开展文物恢复重建的艰辛历程，向社会各界汇报、展示灾后文物保护修缮和恢复重建取得的丰硕成果，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为灾区民众重建起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
事实证明，经过艰苦努力，将灾后重建转化为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利契机。通过坚持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使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得到整体提升；通过编制科学的保护规划，合理设定功能分区，拆除与文物原生环境不相协调的建筑，整治和优化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通过将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努力使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成为发展旅游的重要基础、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重建家园的重要窗口，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各地文物部门紧急行动、全力以赴，灾区广大文物工作者不屈不挠、奋起自救，社会各方面奉献爱心、倾力支援，展开了我国有史以来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行动。全面落实国家关于灾后恢复重建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坚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尊重规律，努力实现灾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状况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的目标。通过严格监管，阳光重建，确保施工安全、质量安全和资金安全，整体提升灾区文化遗产保护质量和水平。
衷心感谢全国文物系统全体职工，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携手共进、互帮互助，生动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互助精神。全国文物系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预案、建立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实施紧急抢险，开展对口支援；第一时间科学编制规划，全力推进重建。经过3年艰苦奋斗，灾后文物博物馆保护修缮和恢复重建扎实有序推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245个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项目全面完成，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衷心感谢灾区文物系统全体职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在突发灾难面前，第一时间严防死守文物不被盗抢，转移文物到安全的地方；第一时间调查受损文物情况，及时上报国家文物部门；第一时间对倾斜、开裂的文物建筑进行有效支撑保护；第一时间对倒塌的文物建筑进行清理遮盖，排除安全隐患。这些抢救文化遗产的感人表现，相对于牺牲生命挽救生命，抢险救人的英雄壮举，可能称不上惊心动魄，但是也绝对是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于非常时刻的不凡之举。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的文物系统，才能够实现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全面胜利。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实施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3年间。国内又先后发生了云南姚安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2009年7月9日，云南省楚雄地区发生的6.0级强烈地震，对姚安县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后，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实地考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华寺、大姚白塔，以及德丰寺、文峰塔等文物保护单位，组织采取紧急措施，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做出抢救性保护安排，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加快规划设计的审批进度，紧急安排专项资金，使抢救维修保护工程及时开工，得到顺利实施。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在造成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的同时，也对文化遗产造成巨大破坏，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点237处。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震后应急机制，组成抗震救灾工作组，第一时间奔赴玉树地震灾区，掌握第一手材料，坚定、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为制定现场工作方案、防止次生灾害、控制险情扩大、编制规划方案等做好充分准备。同时，紧急安排震后文物抢救经费，使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得以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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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代赈自救建房模式
“藏羌碉楼和村寨”是我国西南地区规模布局最宏大、保存状况最完整、文化内涵最丰富、遗产环境最优美的乡村文化遗产。碉楼的修筑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东汉时期，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至今仍然是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家园。“藏羌碉楼和村寨”既是体现人类与自然完美融合的文化遗存，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鲜活例证，其中保存着珍贵的历史记忆，与藏羌文化形成，青藏高原民族迁徙，大小金川战役，格萨尔史诗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信仰、习俗、文艺作品等有着紧密联系。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藏羌碉楼和村寨”及其周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房屋墙体开裂、屋顶普遍坍塌，相互缺少稳定联系的木柱架或散落或失稳，很多房屋出现严重险情，已经无法继续使用。地震发生后，前期文物保护抢救行动采取的大多是临时性支护等措施，安全隐患并未根本消除，无法彻底解决文物建筑的抢救保护问题，受损的碉楼和碉房在余震的威胁下，随时都有再次发生倒塌的危险，及时有效保护修复众多少数民族村寨，更是直接关系着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政策落实和当地民众生产生活。
藏羌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10个藏羌村寨、520余处碉楼，已经被列入我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为了对少数民族村寨实施整体和系统保护，真实、全面地保存民族村落文化景观的历史信息。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加强震后灾区少数民族村落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提案》，建议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开展专项调查，全面考察震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及其周边文化、生态环境状况，摸清各类文化遗产家底；以灾后恢复重建为契机，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抢救保护遭到地震或其它因素破坏的文化遗产。
继都江堰古建筑群抢险维修保护工程之后，地震灾区第二个开工的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项目，就是藏羌碉楼和村寨抢救保护工程。
2008年7月15日，“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两个月后，理县桃坪羌寨抢险维修保护正式开工，随后马尔康松岗藏族直波碉楼等抢救保护相继开工。针对“藏羌碉楼和村寨”既是传统民族文化的载体、又是民族同胞仍在生活使用场所的实际，在抢救保护工程中如何采取尊重当地民族传统，改善社区民众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必须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羌族桃坪羌寨和萝卜寨的维修保护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羌族村寨一般是由几十户至上百户人家聚族形成。出于生活、耕牧方便，兼具安全考虑，羌族村寨多选址在依山傍水的河谷、半山腰、半高山地带，与奇异的山水景观融为一体，具有极高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同时，羌族村寨具有类型丰富、灵活多变的组合，体现出高超的砌筑技艺，形成极具魅力的空间形式，是先民与自然的和谐创造。因此，根据羌族村寨和传统建筑特点，在抢救保护工程中坚持使用传统材料、恢复传统形制、传承传统工艺，做到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环境、保护与使用等方面的统一和协调。
桃坪羌寨西关古寨
桃坪羌寨抢险维修保护工程，在积极整理散落民间的营造技艺资料基础上，创新保护方式方法，采取由当地工匠组成抢险维修队伍，有针对性地举办碉楼和村寨文物保护技术培训班，既为当地民族工匠带去先进的文物建筑保护理念，又立足培养民族地区文物保护专业人员。随后组织经过培训的当地工匠，在专业资质单位的指导下，承担和参与抢救保护工程，使当地民众亲身参加“重建家园”的实施，增强责任心和自豪感。通过此次大规模修缮，把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提高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结合起来，为藏羌地区培养业务骨干，积蓄专业技术力量，整体提升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水平。
2008年9月10日，我们来到汶川萝卜寨。萝卜寨海拔1970米，村落高出岷江河床600米，是羌族地区高山村落的典型代表。根据考古学家研究确定，萝卜寨早在4500年前就已有人类居住，是汶川最古老的羌族村寨。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上不断的族群纷争，整个村落由毗连成片的2-3层的土筑碉房聚集而成，碉房户户相连，层层叠叠，下层是纵横交错的巷道，连成片的屋顶也成为村落里通往各户的道路，形成立体的交通联络，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村落内有居民226户，是四川规模最大的黄土夯筑的羌族村寨，被人们称为“古羌王遗都，云朵上的街市”。
由于萝卜寨地处高山，传统文化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基本保持了羌族原有的风俗。整个村落完整地保持着传统而古朴的风貌，与山水植被等自然景观有机结合，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杰作。萝卜寨的民居外观与石砌碉房相似，但在外墙材料、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室内陈设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独特的风格。由于村寨处于黄土堆积层上，当地民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运用夯土技术营建自己的碉房。村民建房时也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民族习俗，挖眼搭木，靠墙立柱是羌寨村落建房的基本准则。
当我们在萝卜寨考察灾情时，了解到当地政府已经在附近择址重建萝卜寨新寨，而村民们正在拆取老房子构件和木料准备搬迁，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势必使地震后的整个村寨变成一片黄土废墟。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的知识积累、社会结构、文化创造都会遭受强烈冲击，民族传统文化必将更加处于弱势。萝卜寨羌族民众与其生活环境和谐相处已有数千年的漫长历史，美丽的文化景观被羌族民众视为神圣与尊严，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因此必须尽最大努力，维护羌族文明繁衍生息之地的文化生态。
2009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加强萝卜寨羌族村落保护的提案》，建议应充分保护羌族文化特有的存在环境。萝卜寨虽然损毁严重，但是仍应遵循原址重建、原样复建的原则，在民众安置过程中，注意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尽量做到就近集中安置，不轻易打破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萝卜寨开展民族文化村落旅游已经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和吸引力，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如果盲目拆旧村，建新村，必将失去自身的优势。应将羌族村落保护、安居工程建设与民族文化旅游加以统筹协调。
几年后，我再次访问了萝卜寨，看到由于在灾后抢救保护工程中，尊重羌族民众的愿望，在恢复传统建筑形制、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使当地民众能够享有现代生活，做到传统与现代、保护与使用、人文与环境等多层次的统一与协调，由于在抢救保护工程中，鼓励羌族民众就地重建家园，使羌族村寨的各项生活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促进了羌族村落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同时，萝卜寨抢救保护采取由经过抢救保护工程培训的当地工匠，采用传统形式、传统材料、传统工艺进行施工，充分保护了萝卜寨特有的文化景观和生态环境。
经过3年努力，完成了北川、汶川、茂县、理县等地的桃坪羌寨、布瓦寨、萝卜寨、阿尔寨等羌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挽留了羌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珍贵记忆，特别是通过采取“以工代赈自救建房模式”，不但使当地民众通过辛勤劳动增加收入，缓解灾后就业和生活问题，而且使众多羌族民众掌握村寨和民居的建造和修缮技术，使传统工艺得到一次广泛的传承。羌族民众满怀深情地说：“这些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完工，展示的是对羌族文化的浓浓情谊，给予的是羌族同胞的幸福生活，承载的是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心声和美好希望。”
汶川地震毁坏了北川老县城的所有建筑，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也在地震中成为废墟。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澳门基金会表达了捐资约1亿元人民币，用于重建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的意愿。这一义举，充分体现出澳门同胞对灾区民众的手足情谊，表达了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和参与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热情。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的重建被列入地震灾后重建计划，积极组织编制了《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重建发展规划》，确定了重建馆址，划拨了建设用地，为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恢复重建筹备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茂县羌族博物馆奠基大会
羌族民俗博物馆建设作为一项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多个环节、多个部门，不仅需要我们精心谋划、科学组织，更需要统筹协调，才能做到积极的推进。2009年3月，国家文物局主持召开“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建设专题会议”，研究博物馆的恢复重建工作。会议确定按照项目管理的有关程序，抓紧该馆重建项目的立项工作，尽快完善和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启动工程设计和陈列展览方案编制。要突出“羌族民俗”这个主题，不要过分追求馆舍建筑面积和规模，而是要具有品位、具有特色。
茂县羌族博物新馆东大门
同时，积极支持绵阳市、北川县政府做好有关文物的征集工作。在地震中，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的藏品已被掩埋于废墟之下，所幸123件珍贵文物寄存在绵阳市中心库房，得以妥善保存。但是对于即将建设的新馆来说，这些文物远远不够，文物征集要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并抓紧抓好。
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的重建，是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一项重点工程，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下，高质量完成了工程建设的各项任务，同时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绩效，使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同胞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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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抗震救灾精神
2011年5月6日，在四川成都，隆重召开了“汶川地震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总结大会”，对在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文物系统用实际行动向国家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抗震救灾中涌现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在全国文物系统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激励文物系统广大员工弘扬抗震救灾精神，自觉承担文化遗产保护的庄严使命和神圣职责，开创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新局面。
按照国家提出的“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的目标，从2008年5月至2011年5月的3年间，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成为全国文物系统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部署下，采取有力措施，严格落实责任，狠抓工程质量，有序、有力、有效地推进了灾后重建工作，出色完成了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各项目标和任务。2009年12月28日，都江堰伏龙观抢救保护工程竣工，2010年11月18日，都江堰二王庙抢救保护工程竣工，在此期间，藏羌碉楼和村寨、理县桃坪羌寨、梓潼七曲山大庙、江油云岩寺、德阳文庙、罗江庞统祠墓、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等重点文物维修保护工程相继竣工，地震文物征集、文物藏品修复和灾区博物馆建设等方面也得到稳步推进。
截至2011年4月底，在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列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的294个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项目中，完成项目237项，完成率为80.6%；完成投资额为23.09亿元，占国家核定资金的87%。3年后，人们欣慰地看到，草长莺飞的川西、陇南、陕南大地生机盎然，纷至沓来的喜讯传播着灾区的新生，一批批重点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相继竣工，一处处坍塌的文物建筑重新屹立，一座座博物馆张开双臂，一张张面庞重舒笑颜，气势恢弘的都江堰古建筑群再次焕发昔日的活力和风采。
青城山黄帝祠灾后维修竣工仪式
抗震救灾中所体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所展现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凝聚力，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诠释，是我们战胜困难，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力量。汶川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全国文物战线守护精神家园、传承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动员，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团结协作精神的大考试，是对文物部门组织领导能力和危机处置能力的大检阅。今天，回顾汶川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基本做法，对于搞好当前和今后文化遗产保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攻坚克难、敢于担当。无论是在山崩地裂的危急关头，还是灾后恢复重建时期，各级文物部门处变不惊、指挥若定，沉着冷静开展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灾区文物工作者是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主力军，他们临危不惧，引导疏散灾民，救助受伤同事；他们冒着余震，冲向展厅库房，及时抢救、转移文物；他们视文物为生命，第一时间对倒塌的文物进行支撑、清理、遮盖防水，精心呵护文物；他们严防死守、食不果腹，及时转移文物，排除安全隐患；他们穿越生死关隘，徒行数十里，调查记录分散的文物点，第一时间汇报灾情。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四川省文物部门迅速上报了首份翔实的灾情报告，为国家实施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提供了决策依据。灾区文物系统各级领导挺身而出，不畏艰难、身先士卒，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灾区广大文物系统职工以抢救保护灾区文化遗产为己任，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没有惊慌失措，在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时刻没有悲观消沉，忍着巨大的悲痛，奋不顾身地奋战在第一线，更加斗志昂扬地投身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辛勤耕耘、挥洒汗水，恪尽职守、团结协作，展现出新时期文物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二是精心组织、科学指挥。将促进灾区经济社会发展，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作为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根本宗旨。国家文物局积极部署对口技术支援工作；及时成立灾后重建专家组奔赴灾区。为尽早恢复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组成员，冒着余震的危险，不顾个人安危，不顾道路崎岖，不顾身边松动、滚落的山石，义无反顾地奋战在灾区第一线，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的态度，开展实地调研、灾情评估、方案论证、检查指导等工作。
在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过程中，始终把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与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结合起来，注意优先抢救保护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优先启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文物抢救工程。震后第一时间内启动应急机制，成立应急保障和抢救保护协调小组；第一时间内奔赴重灾现场，亲临一线指导；第一时间内震区各文物、博物馆单位启动应急预案，开展自救工作；第一时间内成立灾后抢救保护领导小组，启动规划编制工作，展现出文物系统较强的应急处置能力。
三是心系灾区、情系灾区。全国文物系统和对口支援单位始终汇集成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在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里，全国文物系统干部职工戮力同心，始终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始终与灾区民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承担对口援助任务的单位认真落实国家文物局和各省市政府的部署，义不容辞地在技术、财力、物力上给予各受灾县大力支持。不少援助灾区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单位，在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先期进场，迅速开展文物抢险加固工程，有效遏制了灾情的蔓延。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工作者，带着感情、饱含激情，把灾区民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住板房、啃干粮、战严寒、斗酷暑，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奉献出优质工程。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文物系统科研机构、国家一级博物馆集体倡议，向灾区开展技术援助。全国文物系统踊跃为灾区人民慷慨解囊，广大新闻工作者热情讴歌基层文物工作者的事迹。全国文物系统10万名干部职工团结得像一个人，生动体现了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援灾区的集体意志，展现出文物系统万众一心战胜地震灾害的历史画卷。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三年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我们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凝聚了力量、锤炼了队伍，充分展示了全国文物系统的战斗力、凝聚力，积累了应对突发事件、抗击特大自然灾害的宝贵经验，从中收获许多极其宝贵的启示。
首先，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证明，必须大力发扬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次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是跨地区跨行业的大会战，任务异常繁重，仅靠受灾地区文物部门自身的财力物力、设计施工、技术力量不可能完成。通过发扬全国文物系统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大力“全国一盘棋”的大团结、大协作精神，选派精兵强将充实第一线，集中力量，精心组织，做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守望相助、倾力支持，展示文物系统良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其次，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证明，必须尊重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规律。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中，坚持科学决策、科学调度和科学指挥，坚持规划先行，开展灾后重建工作。面对百年不遇的灾难，打破常规，同步勘察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监理，协调各方面的力量，高质、高效地抢救保护。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专业指导、社会参与的机制，针对文物行业的特点，切实做好质量控制，加强跟踪管理，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以及社会的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安全。
第三，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证明，必须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事业基础工作。基础工作是文化遗产事业的基本依托，也是及时、科学实施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保证。抗震救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检阅和展示了这些年来基础工作的成效。地震灾害中，绵阳市博物馆中心库房代管的全市7个县的5000余件珍贵文物几乎未损，挽救了大量文化遗产。今后要进一步把基础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好文物法制建设、文物家底调查、文物人才培养、文物安全保障等工作，夯实文化遗产事业的基础。
第四，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证明，必须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指挥、上下贯通、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今天要认真总结这些成功经验，健全保障有力的应急协调和评估体系、长效规范的资金投入和拨付制度、快捷有效的抢救保护措施、及时准确的信息发布和舆情引导系统，以及管理完善的对口支援、社会捐赠、志愿服务机制等。通过推进应急管理体制和方式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危害，将文化遗产的受灾损失降至最低程度。
第五，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证明，必须加强防灾减灾研究，提高综合抗灾能力。要全面提高文物系统对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和抵御能力，密切与地震、国土、气象等部门的联系，开展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对文物影响的区域评估，确定重点防范区域。要建立健全科学的防灾减灾监测、评估系统，加强对重点文物的预警监测，制定地震、滑坡、山洪、暴风雨、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应对预案，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要大力开展防灾减灾技术研究，科学制定科技、制度、组织、经费等多种保障措施。
第六，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践证明，必须忠实践行以人为本、民生为先的理念，满足灾区民众精神文化和情感需求。文化遗产植根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与当地居民生活不可分割。无论是在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还是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修缮和博物馆工作中，都要尊重当地居民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把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与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结合起来，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接近文化遗产，并从文化遗产保护中受益，促进灾后重建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后，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我曾30余次前往地震灾区，直接参与指挥协调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行动，积极争取抗震救灾资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多项关于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提案，做了一些自己分内的工作。我欣慰地看到，灾后恢复重建中，文化遗产保护没有缺位，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中，文物系统没有掉队。我更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文物系统全体同仁团结一心，精神不垮，队伍不乱，秉持敬业精神，全力投入抗震救灾的杰出表现而感到自豪。在地震灾区工作的日日夜夜，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2008年5月20日上午，当我们一行来到绵阳市的窦圌山下，看到山体严重倾斜，山上的东岳庙建筑群已经全部垮塌，上山的狭窄通道，也完全被山上滚落的石块和古建筑构件所覆盖。为了一探究竟，我们决定攀登上山，了解震灾造成的损失。上山时大家相互间隔10米距离，避免造成重大意外。好在预告的余震没有发生，经过努力，顺利完成了现状考察。2008年6月26日，我们决定进入重灾区北川老县城，考察地震遗址，收集地震现场资料，到达现场后，路卡人员以现场危险和正在消毒为由，禁止车辆和人员进入，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只能弃车从小路进入北川老县城，经过两个多小时现场考察，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
2008年7月14日下午，我们来到茂县的黑虎羌寨山下，由于已近傍晚，决定立即登山，没想到震后的山路又异常难行，大家克服高山反应，终于在天黑前登到山顶。令人感动的是，黑虎羌寨民众早已聚集在碉楼前，欢迎我们的到来，协助开展灾情考察。当天晚上，我们在茂县山谷的帐篷内过夜，以便第二天赶往理县桃坪羌寨，没想到半夜突发强烈的余震，我赶快走出帐篷观察，看到劳累一天的各位同仁并没有出现恐慌。我由于在日本生活多年，对余震有“免疫”，而大家在那段时间也已经习惯不畏余震，坚持正常工作。
在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决战决胜的3年中，我们有过太多的艰辛、太多的苦涩、太多的感动。“5.12”汶川特大地震，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大洗礼。今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通过恢复重建，四川所呈现的蓬勃生机。同时，也欣喜地看到通过全国文物系统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四川省和广大援建省份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劳作，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衷心希望全国广大文物保护工作者毫不松懈、再接再厉，把在汶川地震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切实运用到全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中。
在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决战决胜的3年中，我们有过太多的振奋、太多的鼓舞、太多的感悟。没有什么比灾难后的微笑更加动人。灾难面前，人性人情是那样感人暖人。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刻下现代文明的崭新标记。地震使我们倍感精神文明和美好家园的紧密联系。今天，应把汶川灾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所凝结的有益经验和启迪，转化为推进文化遗产强国的建设步伐，担负起崇高历史重任，不负人民的嘱托和期待。我相信，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必将成为新时期值得珍视的遗产世代传承，必然在今后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弘扬光大。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人生奋斗和美好生活的关系，听了以后热血沸腾，干劲倍增。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强调奋斗的重要性，其中关于“奋斗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奋斗者是最懂得幸福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等阐述，不断鞭策着每一个中国人。奋斗的过程无不艰苦卓绝，曲折辛劳，但唯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这也是我参加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行动所获得的体会，长久受益。
川报观察记者 吴晓铃
编辑 杨昕
视频 朱文博
校对 王博尔
审核 孙琪